• 走近"皇族内阁":细数清末乱世的"非主流"官二代

   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李经迈、载涛、良弼(从左至右)合影     本文原载于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3年第96期,原标题:乱世清末的官二代们    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,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,成为了大清帝国第十二位皇帝。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,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,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脉。     宣统皇帝的生父,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;两个亲叔叔,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。不久,21岁的载涛掌管了禁卫军;22岁的载洵得到了海军大臣的职位。在此之前,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,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;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,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。     几乎所有的强力部门都掌握在了皇亲国戚们的手中,与此同时,袁世凯开缺回籍,张之洞驾鹤西去,皇族内阁横空出世。似乎谁也挡不住满洲亲贵们抓权的脚步,然而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到半年,武昌起义的枪声划过夜空。     难道这帮王子王孙就都是一群酒囊饭袋?其实,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贵族政治团队不仅人才济济,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。     “载字辈儿”的佼佼者     如果说“载字辈儿”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,倒也未必。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,已经度过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载。凤子龙孙大把的,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。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,也算是有过历练。     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华,慈禧太后西狩。第二年大清国签下了《辛丑条约》,《辛丑条约》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,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,为德国人“涤垢雪侮”。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:硬不起,软不得,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。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,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,有理、有力、有节,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。德国人认为他“慎重外交,不辱君命”。这次出国,载沣还很讲“作风建设”,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,其简朴作风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赞赏。     载沣成功地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,所到之处,无论军校、军火企业、博物馆、电机厂、造船厂,“举凡外洋风土人情,随地随时留心考察”。    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,回国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。1903年春,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。1906年春,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。1907年6月19日,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从此他成为“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”、“军国大计莫不总揽”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。     正因为有过“海外游历”的经验,载沣有了初步的现代大国意识。他敢于派出军舰到西沙群岛、东沙群岛巡逻,在1910年底还派出“海圻”号去美洲慰问侨胞,解决古巴、墨西哥爆发的排华动乱。在清朝遗老遗少中,载沣是最早剪去辫子、安装电灯电话、穿西服、买汽车的人物。     载沣可以拍着胸脯说:“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。”也许他还可以这样自信地说:“一个人出生在好的家庭,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,只靠父辈影响,即使给了你这个位置,也是扶不起的阿斗!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!”     “出洋考察”造就的两颗政治明星     1905年,大清国逐渐从“庚子国变”的打击中走了出来,缓过了这口气儿。与此同时,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,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。随即,新政进入了“深水区”,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。     这一年,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,派“五大臣”出洋考察各国政治。在出洋的“五大臣”中,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。    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,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。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载泽回国后,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。     在日本考察时,载泽感触很深。除了天皇接见,日本的前首相、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,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。    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,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。这场谈话,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,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。镇国公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“老朋友”击中了。回国之后,载泽奏请立宪,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:“皇位永固、外患渐轻、内乱可弭。”不过他也指出:“宪政有利于国,有利于民,最不利于官。”    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,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。     1906年8月,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,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、所有的军机大臣、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。从此,“立宪”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。    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。当年,有“旗下三才子”之说,所谓“旗下三才子”指的是大荣(荣庆)、小那(那桐)、端老四(端方),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。纵观端方的一生,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“乱党”,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。     实际上,端方是一个维新派。《清史稿》中记载,戊戌变法时,他曾奏上标榜维新的《劝善歌》,受到光绪皇帝赏识。但是,端方没有因为戊戌政变而被边缘化,反而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道员升到了署理陕西巡抚。    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,慈禧逃亡西安,端方以拱卫周备,深得慈禧欢心。庚子年,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,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。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,教会也比较收敛,足见端方的本事。这一点,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。局势稳定之后,端方出任湖北巡抚,与张之洞搭班子。     张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,端方比较务实,不搞表面工程。他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,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。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,帮助湖北留日学生办报纸,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——蔡锷。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,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。因此,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,“奋发有为,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”。     1905年,端方被召回北京,任闽浙总督,未及上任,便成了“五大臣出洋考察”的人选。1908年太湖秋操,他担任总指挥,在演习中第一次使用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,并进行火炮的校射。     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,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。同时,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。1905年之后的《纽约时报》对这二位的报道就没断过。     因偷拍而落马的官员     1909年,端方出任直隶总督。这年11月15日,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。作为朝廷大员之一,直隶总督端方参加了葬礼。按照成例,一位官员可以带几位仆从跟随。在端方所带的仆从中,有三位摄影师。他们用冒烟的照相机和另类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葬礼主管官员的注意。就这样为了抓拍头条而来的摄影师,却成了当天的头条。     结果,端方被牵了出来。由此创下了两项之最:最短命的直隶总督,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马的官员。     这可帮了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大忙,因为端方在军事上很有一套,如果由他掌握直隶,或许可以消化掉袁世凯的北洋军。而且,端方与张之洞搭班子时一手缔造了南方新军,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顶着,新军未必会乱。    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已经是1911年5月,他被委任为川汉、粤汉铁路督办大臣。此时,“保路运动”如火如荼。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此被免职,端方署理四川总督,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前往镇压。端方到四川后,武昌起义已经成功,以至于军饷不济。端方的手下军官挑动军队哗变,端方和弟弟端锦被哗变的士兵杀死。     独当一面的“铁帽子王”     大清国建国之初,有八位“铁帽子王”,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肃亲王豪格。豪格是皇太极长子,当年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大清皇帝。最后豪格与多尔衮僵持不下,只好由六岁的福临继位。     从豪格算起,肃亲王的爵位传到善耆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。不过,善耆这个铁帽子王早已远离政治,虽然是个王爷,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待遇,享受这个级别。     善耆干练、开明、为人豪爽、个性诙谐。“庚子国变”时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,行抵大同时,太后命善耆回京,会同庆亲王奕劻、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。这时善耆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,两人相见恨晚,后来拜了把兄弟。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,善耆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,编成巡捕队,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。     1902年,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,领导新建立的巡警。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,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、户口、卫生、市政等方面的建设。有一次,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,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。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,反而得到赞赏。     善耆掌握着大清国的警务大权,职责就是消灭革命党。不过,这位满清王爷对革命党颇有兴趣,有一次同盟会开会,善耆送去1万两银子,同盟会就这钱能不能收展开过争论,最后还是收下了。     1911年,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,被捕后善耆亲自为其说情,免其一死,还对他优待有加。据说,二人在狱中相谈,甚为融洽,最后相互仰慕。善耆此举使得革命党人对满洲亲贵有了深入的了解,为辛亥革命的妥协打下了感情基础。     手握军权谈改革     说到晚清之中有谁能带兵,除了端方之外,当属铁良和良弼。     铁良的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,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,家境败落,最贫苦时一度断炊。无奈之中,铁良只得放弃科举。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“书手”干起,历任通政司参议、大理寺少卿、户部侍郎等,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,可谓一步一个脚印。     铁良是晚清贵族中少有的人才,他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十分注意训练部队,使得中国建立了一支可战之军。1903年,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,回国后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,统一编了新军。庆亲王奕劻为总理,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,铁良为襄办,并暗中监视袁世凯。     1906年官制改革,兵部、练兵处和太仆寺统一为陆军部。铁良专任陆军部大臣。慈禧恐袁世凯尾大不掉,将北洋六镇中的一、三、五、六镇尽数划归铁良统领,造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“均势”。     实际上,早在1905年,铁良任户部尚书时,就开始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“钩稽精核”,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。同时,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,他依靠留日归来的良弼联络士官学生,与袁世凯嫡系倾轧。不仅如此,铁良用人不拘一格,后来革命党人中的军事人才吴禄贞、蒋百里都是这位王爷提拔上来的。     1906年春夏之交,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。8月26日,清廷召开御前会议,讨论立宪事项,在这次会上,关于立宪缓急,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。在他看来,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“责任内阁”,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,野心已昭然若揭。袁世凯随后觐见慈禧,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:“若不去铁,新政必有阻挠。”结果弄巧成拙,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,不让铁良等“反对派”再参加御前会议,但袁世凯的表现,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,将此旨“留中不发”。     1906年11月,清廷颁布上谕,设陆军部,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,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。袁世凯大势已去,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。次年,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,明升暗降,失去了军权。1908年慈禧太后、光绪帝死,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,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,被排挤出京,调任江宁将军。     尽管如此,铁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仍然相当抢眼。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江宁。江宁陷落后,他又跑到陕西组织了一支部队,经历大小数十战,攻克了十几座县镇,几乎控制了全陕西。就在此时,清帝宣布逊位,这位忠心耿耿的铁王爷只好放下武器。     最后的皇权捍卫者    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。良弼,姓爱新觉罗,虽出身满清宗室,然而血统疏远,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,该支系后又因故族籍被革,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,且仅是“红带子”,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“黄带子”。良弼还是“苦出身”:他幼年丧父,家业早衰,全赖母亲抚养。     不过比之平民百姓,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。22岁时,良弼由湖北省选送赴日留学,入成城学校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四年后,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,入练兵处。成为了陆军第八标统带官。宣统元年,清廷“从良弼等之建议”,仿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军谘府,以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,军谘大臣载涛不谙军事,凡事皆以良弼为“谋主”,后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。     或是得益于早年的磨难,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,为人简朴上进,讲究忠孝,且有真才实学,《清史稿》上说他“平日以知兵名,改军制,练新军,立军学,良弼皆主其谋”,此外尚有清廉、知人善任诸般优点,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、尤其在宗室中,堪称鹤立鸡群。     1912年1月12日,良弼与溥伟、铁良等组织“君主立宪维持会”(俗称“宗社党”),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;26日,议事毕回家,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,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向其投掷炸弹,被炸伤左腿,不治身亡。《清史稿》记载,良弼临终之际,反赞刺杀他的彭家珍“奇男子、真知我者也”,并感叹“我本军人,死不足惜,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?”良弼死后,宗社党大多鸟兽散,大清王朝也在一个月之内寿终正寝。     八旗子弟的主流    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,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在晚清政治舞台上,如载泽、端方、铁良、良弼之类的人毕竟不是主流。他们是“八旗子弟”中最优秀的代表,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。“八旗子弟”的主流还是载振这样的“贵二代”。载振是总理大臣奕劻的长子,乾隆帝五世孙。1902年,他曾挂着贝子的头衔,代表清朝廷赴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。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。回国后,他奏请成立商部,任尚书。1906年,成立农工商部,任大臣。也算是“成绩斐然”。实际上,载振的思路才是“八旗子弟”的主流思维。借着祖上的势力,赶紧发财!都说现在的“官二代”坑爹,晚清的“贵二代”不仅坑爹,他们是坑祖宗。他们的高调、招摇,成为了租界里所有的报纸争相报道的花边新闻,也就成为朝廷无能、权贵腐败、造反有理的最好证明。     一小撮满洲亲贵的力挽狂澜,挡不住另一大批满洲贵族的挥霍无度。这些人挥霍的不是银子,而是政治信任。     1907年,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莅临天津视察,北洋系军人段芝贵以巨资将名伶杨翠喜买下,献给载振,得到署黑龙江巡抚之职。当时的名伶就是今日的影视明星。此事由《京报》的汪康年披露,轰动京城。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“以天津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,并以10万金为奕劻寿礼,遂得署黑龙江巡抚”。慈禧太后命醇亲王载沣、大学士孙家鼐彻查。载沣、孙家鼐为保全皇室体面,复命查无实据。赵启霖反以“奏劾不实”被革职。舆论哗然,朝廷的体面更加碎了一地。 责任编辑: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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