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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资救国宝感天动地东汉三老碑文奇字珍 2017-08-04 11:31:00         来源:收藏快报   已阅读
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 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(初拓本)     杭州西泠印社藏有一块“汉三老讳字忌日碑”。此碑立于距今1900多年的东汉光武帝时期,于清咸丰二年(1852)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。出土时碑额已断缺,高93厘米,宽42厘米,共存217字。碑文是一位“三老”及其后两代人的名讳与忌日,释文如下:三老讳通,字小父,庚午忌日,祖母失讳,字宗君,癸未忌日。□讳忽,字子仪,建武十七年,岁在辛丑,四月五日辛卯忌日,母讳捐,字谒君,建武廿八年,岁在壬子,五月十日甲戍忌日。伯子玄曰大孙,次子但曰仲城,次子纡曰子渊,次子提馀曰伯老,次持侯曰仲雍,次子盈曰少河。次子□曰子南, 次子士曰元士, 次子富曰少元, 子女曰鶷名, 次女反曰君明。三老德业赫烈,克命先己,□稽履仁,难名兮,而右九孙,日月亏代,犹元风刀射,□及所识祖讳,钦显後嗣,盖春秋义,言不及尊,翼上也,念高祖至九子未远,所讳不列,言事触忌,贵所出严及□,敬晓末孙,冀□祖德焉。     汉代的“三老”,是一种掌管教化的虚职,乡、县、郡都设有,并非正式的官员编制,而只是荣誉尊衔。“三老碑是三老第七孙名邯者所立,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,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,晓得祖先的忌日,便于后人祭祀,故而称之为三老讳字忌日碑。此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,且“文字浑古遒厚,介篆隶间”,对于古代书法篆刻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     此碑从发现到收藏,历经坎坷:清咸丰二年(1852)6月,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,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,运回村里。清除污垢后,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。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,便通报余姚富绅、“金石癖”周世熊前来辨识。周世熊根据其文字内容与字体,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,便与村民商量运回自家,并“卜日设祭,移置山馆,建竹亭覆之”。咸丰十一年(1861)10月,太平军兵至余姚,周世熊的庭园被毁,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,石碑、汉晋砖石倒卧伏地,垒作灶台。太平军退后,周世熊见“石受熏灼,左侧黔黑,而文字无恙”,便认为“凡物隐显成毁,固有定数。此碑幸免劫灰,先贤遗迹,赖以不坠”,一定是天意所为,因而更加看重此碑,用心收藏,并以拓片相赠同道。1919年,上海古董商、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,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,待价而沽。1921年,有日本古董商欲高价向陈收购“三老碑”。浙籍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后,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。沈认为古物不应外流,即告之浙江海宁人、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,力阻此碑外流,共商保护大计,并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。西泠中人闻此而动,以“一人守之,不若与众人共守之”为议,布告同仁协力“醵金(‘醵’音‘聚’,醵金即集资、凑钱)赎之”。浙人纷纷响应,社会名流慷慨解囊,印社同仁踊跃认捐,“不旬月而事集”,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。以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,余款筑室庋藏。1922年7月石室落成,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。至此,“汉三老碑”归藏西泠印社。     “汉三老碑”目前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被称为“浙江第一碑”,也成了西泠印社的“镇社之宝”。由于西泠印社是我国篆刻界的高地,而篆刻以汉印为宗,但在此碑被发现之前浙江却没有发现汉碑,因而此碑的价值不言而喻,可谓是“一石撑起一片天”,这个天就是浙江东汉石刻的天。据说,在各方纷纷捐款之外,当年西泠中人“由吴昌硕、倪墨耕、何诗孙、陆廉夫、王一亭、商笙伯、高邕之、丁辅之、王福庵、吴石潜、叶舟等,各捐献书画印谱十件,古画三十件,举行义卖”。单单从这些人的书画、印谱和30件古画来论,即可见此碑之“重”。     与此碑之重相对应的,是一个人的见识之重要。从此碑发掘到最终落户西泠印社的周折中,可以看出所有参与者对于此碑的“见识”和态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。村民的无知,遂使其掘宝而失,白白地让周世熊据有;村中诸生宋仁稍懂文化,而不知石碑之价值,因此虽然他也有机会获得此宝,最后却只是做了一个“通报”人;周世熊深谙金石之重,所以“连夜”将此石“移置山馆”,是一位因有“见识”而获益者;然周识金石之重,而未见此碑对于浙江尤其是浙江金石界之“重”,遂将此石售与陈渭泉,造成了此碑的“外流”;陈渭泉深识此碑之经济价值而待高价沽之,此种“见识”致使此碑差一点落入日本人之手;而最终是西泠印社诸人识得此碑的艺术、历史、文化以及其对于金石界的重要,尤其是深识此碑对于浙江本区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,最终集众人之力留此石于孤山之麓。而在民众之外,还有一个政府的态度问题。如果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和余姚政府对文物有充分的认识,就有可能早对此碑有关注、有动作,此碑就不必经由余姚到上海再转回到杭州,也不必要花费逾万块大洋的巨费才将此碑置于西泠印社了。     其实,“汉三老碑”收藏的曲折经历,映射出的是见识之于个人、国家、民族之重要。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时期就已经引入中国,而国人(包括皇帝和那些极有学问的大臣)都持否定态度;到了清朝,皇帝和大臣们依然不接受这种科学理论,包括康熙、钱大昕、阮元等皆是如此。直到数百年以后的清朝末年,在经历了鸦片战争、甲午海战等一系列的惨败后,当中华民族已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,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才促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现代科学的优越性,才有了如“五四运动”一类现代思想运动。     或许,认识到“见识”的作用,也是我们重温“汉三老碑”经历的现实意义了。(朱飞军)
编辑:小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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